执大象 天下往
企业智慧城市业务战略的思考与创新

　　在英国，城镇化始于18世纪中后期，主要模式是城市与农村、农业与工业的同步变革。以农业机械化技术革新提升生产效率，加之圈地运动改变农业生产方式，两者共同形成规模效应，产生剩余劳动力和工业原材料，再将剩余劳动力和原材料转移至工业发展，以此推动工业化进程。

　　拉美国家则是缺乏产业支撑的过度城市化。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城市化，集中布局少数大城市，城市化过度，以农业资本主义提升集中度，国家减少农业投入造成城市化水平衰退，人口被迫转移，涌入少数大城市，但其工业难以容纳消化，最终形成城市内的巨型贫民窟。

　　美国的城市化始于19世纪30年代，伴随经济发展、汽车普及，其城镇化沿公路缓慢扩展，由紧凑和密集型向多个中心分散型转变，属于低密度蔓延式扩展，大多集中在沿海地带。虽然减少了城乡差距，但是城市能耗也相应提升，加大了配套及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

　　前苏联由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模式与与中国很像，即以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实现城镇化，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显著，以重工业为主，忽视了农业与轻工业，影响其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除此之外，还有日本三大城市圈模式、韩国与泰国超大城市模式，评鉴这些国家城市化发展的成与败，有助于我国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扬长避短。

　　旧城镇化发展模式思考

　　中国传统城镇化的发展模式，是以政府经营为主导、以追求GDP政绩短期利益为目的、对土地财政高度依赖、依托产业投资驱动、外延式扩张的土地城镇化道路。所谓政府主导就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机关的相应部门对于城镇、城市的设置、规划、建设选址、土地使用的审批、土地功能的改变、规划许可证、工程许可证、基础设施的建设、改造拆迁等事务有着严格的审批和直接决定的权利。

　　旧城镇化模式下，城市主要发展动力、融资方式存在很多弊端。一是产能过剩，人口、产业、自然与公共资源不能支持快速城市扩张，工业化与城镇化速度不匹配。二是政府财力透支，地方债务累累。三是房地产阶段性消费透支、集中刺激消费造成的透支，不仅住宅消费透支，工业及商业地产亦如是，并危及相关工商业项目。

　　土地财政曾经是中国城镇化甚至中国经济的核心推动力，时至今日，却成为造成城镇化两难发展境地的主要原因。

　　(1)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之生态建设模式的思考

　　传统城镇化生态发展模式，是先进行城市建设，后梳理生态脉络，拆旧建新，增添绿地等。这样一来，看似绿化覆盖面积扩大了，为市民带来生态空间，实际上却没有实现完整生态化，仅仅是以景观代替生态，以小环境代替整体布局，以人工基础设施代替自然生态肌理。这样无节制的扩张，将会造成城市生态系统失衡，如西安的水源与湿地消失、北京的生态系统严重紊乱等。

　　(2)大中城市发展瓶颈和小城镇生存发展现状

　　多年来，大中型城市的发展遭遇很多瓶颈，“县改区、乡改镇”、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形成严重的地方债务。超越发展阶段的不务实要求，人口、经济、城区面积等规划指标不切实际;超越布局与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发展，形成“天不蓝、水不清、路不畅”，容易导致大城市病泛滥。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盲目扩大，加重三农问题，催生了大量的城市候鸟型农民工，无法提供其应有保障。

　　反观小型城镇，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目前我国县城以下城镇聚集人口超过城镇人口的50%，小城镇公共资源的配置远落后于大城市，还没有真正成为分流大城市的“蓄水池”和向农村传播大城市文明的“接力棒”(我国目前80%以上新增的基础设施集中在城市和县城)，小城镇25%的道路还没有硬化，75%的道路没有排水管道，80%的小城镇没有污水处理设施，80%的垃圾没有进行无害化处理。因此，小城镇具备更大的发展空间。

　　(3)快速城镇化发展带来的速度压力与两难处境

　　快速城镇化，给国家带来耕地减少、土地财政失调、交通拥堵、粮食安全、资金不足、劳动力成本上升、就业困难、资源不足、污染严重、贫富差距加大、公共服务欠缺、安全与社会保障缺乏等巨大的压力，需要通过发展城镇化保证经济增长。发展城镇化，必须改进方式方法，切实解决土地改革、户籍制度、人口城镇化等重重困难。因此，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应当进行发展模式的探索、创新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