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大象 天下往
企业智慧城市业务战略的思考与创新

    【CPS中安网 cps.com.cn】 有志于参与国家智慧城市建设的企业，将紧跟国家宏观经济及新型城镇化政策导向，把战略重心转向全面聚焦智慧城市建设，从顶层设计、产业布局、资源配置、战略合作以及人才引进、运营管理等方面着手，树立全国城镇化建设的典范。

　　1995年以来，我国城镇化经历了历史上最快的发展阶段，同时也带来了更令人头痛的问题——市场房价进入快速上涨甚至暴涨期。从2000年至2010年的10年内，国内城市建设用地扩张83%，但同期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人口仅增长45%，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速度极不匹配。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中，城市空间扩大了二三倍，城镇化率也达到了52.6%。但是，空间城市化并没有相应产生人口城市化。与此同时，在社会生态、资源、安全、文化等方面，也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问题，中国正面临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十一五”规划纲要早已经明确“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十二五”规划再次建议，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2013年6月，新一轮城镇化规划正在制定中。新型城镇化，是中国未来发展确凿无疑的大方向。

　　有志于参与国家智慧城市建设的企业，将紧跟国家宏观经济及新型城镇化政策导向，把战略重心转向全面聚焦智慧城市建设，从顶层设计、产业布局、资源配置、战略合作以及人才引进、运营管理等方面着手，树立全国城镇化建设的典范。

　　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的总结与思考

　　城镇化与中国社会、经济、生产、生活等各方面都存在着纷繁复杂的关系。

　　首先，城镇化使社会结构发生改变。建国后实施计划经济，造成城乡二元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上亿农民工进城，社会结构断裂更甚，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没有破除，又在城市内部形成了新的二元机构。社会流动群体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的安全、和谐息息相关，因此，“人的城镇化”成为下一步的发展重点。

　　其次，城镇化要与资源承载力相匹配。改革开放早期，城镇化存在于粗放型经济体制下，以土地财政作为唯一的基础进行发展，这是一种高耗能的发展模式，从而导致“摊大饼”式的城镇化，甚至出现“鬼城”、“贫民窟”等。之所以要走新型城镇化之路，正是因为资源已经难以承载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第三，城镇化可以推动经济增长。新型城镇化将以城镇化消费为主导，以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农业人口转入城镇、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推动服务业发展、产城融合联动带动制造业转型等途径来扩大内需、拉动消费和投资。

　　第四，城镇化要与生态环境和谐。早期由于过度追求GDP，城镇化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破坏巨大，而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非GDP而是可持续发展，要重视环境保护、治理与修复;发展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以整体规划替代“先建设、后绿化”的做法。

　　最后，城镇化亟待土地改革。过去的土地城镇化速度远快于人口城镇化，“要地不要人”的现象突出;土地开发强度、密度与利用率不匹配;土地收入具有不合理性、垄断性和使用不科学性。这些问题，都是新型城镇化需要打破的瓶颈。

 　　全球各国的城镇化历史与发展模式借鉴

　　在英国，城镇化始于18世纪中后期，主要模式是城市与农村、农业与工业的同步变革。以农业机械化技术革新提升生产效率，加之圈地运动改变农业生产方式，两者共同形成规模效应，产生剩余劳动力和工业原材料，再将剩余劳动力和原材料转移至工业发展，以此推动工业化进程。

　　拉美国家则是缺乏产业支撑的过度城市化。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城市化，集中布局少数大城市，城市化过度，以农业资本主义提升集中度，国家减少农业投入造成城市化水平衰退，人口被迫转移，涌入少数大城市，但其工业难以容纳消化，最终形成城市内的巨型贫民窟。

　　美国的城市化始于19世纪30年代，伴随经济发展、汽车普及，其城镇化沿公路缓慢扩展，由紧凑和密集型向多个中心分散型转变，属于低密度蔓延式扩展，大多集中在沿海地带。虽然减少了城乡差距，但是城市能耗也相应提升，加大了配套及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

　　前苏联由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模式与与中国很像，即以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实现城镇化，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显著，以重工业为主，忽视了农业与轻工业，影响其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除此之外，还有日本三大城市圈模式、韩国与泰国超大城市模式，评鉴这些国家城市化发展的成与败，有助于我国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扬长避短。

　　旧城镇化发展模式思考

　　中国传统城镇化的发展模式，是以政府经营为主导、以追求GDP政绩短期利益为目的、对土地财政高度依赖、依托产业投资驱动、外延式扩张的土地城镇化道路。所谓政府主导就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机关的相应部门对于城镇、城市的设置、规划、建设选址、土地使用的审批、土地功能的改变、规划许可证、工程许可证、基础设施的建设、改造拆迁等事务有着严格的审批和直接决定的权利。

　　旧城镇化模式下，城市主要发展动力、融资方式存在很多弊端。一是产能过剩，人口、产业、自然与公共资源不能支持快速城市扩张，工业化与城镇化速度不匹配。二是政府财力透支，地方债务累累。三是房地产阶段性消费透支、集中刺激消费造成的透支，不仅住宅消费透支，工业及商业地产亦如是，并危及相关工商业项目。

　　土地财政曾经是中国城镇化甚至中国经济的核心推动力，时至今日，却成为造成城镇化两难发展境地的主要原因。

　　(1)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之生态建设模式的思考

　　传统城镇化生态发展模式，是先进行城市建设，后梳理生态脉络，拆旧建新，增添绿地等。这样一来，看似绿化覆盖面积扩大了，为市民带来生态空间，实际上却没有实现完整生态化，仅仅是以景观代替生态，以小环境代替整体布局，以人工基础设施代替自然生态肌理。这样无节制的扩张，将会造成城市生态系统失衡，如西安的水源与湿地消失、北京的生态系统严重紊乱等。

　　(2)大中城市发展瓶颈和小城镇生存发展现状

　　多年来，大中型城市的发展遭遇很多瓶颈，“县改区、乡改镇”、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形成严重的地方债务。超越发展阶段的不务实要求，人口、经济、城区面积等规划指标不切实际;超越布局与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发展，形成“天不蓝、水不清、路不畅”，容易导致大城市病泛滥。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盲目扩大，加重三农问题，催生了大量的城市候鸟型农民工，无法提供其应有保障。

　　反观小型城镇，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目前我国县城以下城镇聚集人口超过城镇人口的50%，小城镇公共资源的配置远落后于大城市，还没有真正成为分流大城市的“蓄水池”和向农村传播大城市文明的“接力棒”(我国目前80%以上新增的基础设施集中在城市和县城)，小城镇25%的道路还没有硬化，75%的道路没有排水管道，80%的小城镇没有污水处理设施，80%的垃圾没有进行无害化处理。因此，小城镇具备更大的发展空间。

　　(3)快速城镇化发展带来的速度压力与两难处境

　　快速城镇化，给国家带来耕地减少、土地财政失调、交通拥堵、粮食安全、资金不足、劳动力成本上升、就业困难、资源不足、污染严重、贫富差距加大、公共服务欠缺、安全与社会保障缺乏等巨大的压力，需要通过发展城镇化保证经济增长。发展城镇化，必须改进方式方法，切实解决土地改革、户籍制度、人口城镇化等重重困难。因此，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应当进行发展模式的探索、创新和突破。

 　　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的创新突破

　　根据李克强总理2009年至今关于新型城镇化的主要观点来看，城镇化的做法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关键词：科学布局、集约发展、智慧城市、绿色低碳、四化同步、产城融合、两型建设。新型城镇化的最大特征是小型城镇化、产业拉动、人的城镇化(农民市民化与就业富裕)。

　　新型城镇化的七大转型

　　(1)新型城镇化将从原有城市规模的扩张转型为城市质量的提升。提升质量包括加强城市智能化管理、提升政府效率、提升土地利用率与投入产出比、治理环境污染等。

　　(2)新型城镇化是以土地城镇化为主，转向以人为主的城镇化。围绕人口城镇化投资，加强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投资等。

　　(3)新型城镇化将从以大城市发展为主导，转向以大带小的城镇群发展。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成渝等若干城市群，重点是链接城镇间交通设施和城镇间差异化产业合作。

　　(4)新型城镇化的投资主体将从政府转向民间。80年代是财政拨款-国企投资;90年代是银行贷款-国企投资;2000年后是土地财政、融资-地方政府投资;未来可能是直接融资-民间资本投资，以化解系统性风险。

　　(5)自上而下的“人造城镇”将向自下而上的“产城人融合”转变。新型城镇化是与产业和人口增长自然融合，并强调产业差异化，产业链前后端无缝链接。

　　(6)新型城镇化将向农民让渡更多的土地红利。给农民更多土地红利避免其成为城市贫民(大城市病)，如农地从征用补偿转向可流转交易等手段。

　　(7)智慧城市代表着未来型的城市运营管理。

　　具体来说，又可以从城市化模式、经济、财政、文化、环境、管理等各个不同方面来实现转型(见图1)。

　　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的思考与选择

　　从新型城镇化转型发展过程中，可以将城镇化发展模式大致归纳为集中式和分布式两种。集中式包括超大城市和中心辐射两种模式，分布式则以中型城市整体城市化和小城镇化两种模式为主。

　　在选择城市化模式时，不能走大规模蔓延式发展道路，应根据城市化发展规律和现阶段社会经济状况，考虑如何减少、节约土地、水、矿产、能源资源的城镇化道路。城市发展应以城市群及中小城镇为主导，大中小城市与城镇并举，多样化协调发展，逐步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

　　新、老城镇化最本质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城镇化过程中，老的城镇化是人工建城，容易因缺少配套产业而形成“鬼城”，而新型城镇化则是重点发展产业;二是城镇的建设与运营，老的城镇化更多强调建设，而新型城镇化除了建设，重点强调运营和管理。

　　(1)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之中小城镇化建设

　　近几年，小城镇的人均GDP增长速度和财政收入增长速度都明显快于大城市，小城镇基础建设的投入水平仅相当于大城市的1/13，用地的增长幅度低于大城市，土地基本用于工业发展，而小城镇接纳了全国农民工总数的40%。因此，把握就地城镇化、提升就业机会的原则，紧抓增加基建投入、调整用地指标、增加公共服务投入、提升政府效率的机会，优先发展区位优势明显、基础条件较好的中小城市，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把有条件的东部地区中心镇、中西部地区县城和重要边境口岸逐步发展成为中小城市。

　　(2)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之区域城市群拓展与建设

　　城市群的发展重点是要发展卫星城，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实现不同层次(基础设施、产业、公共服务)的一体化，而非简单的摊大饼。要在东部地区，优化提升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逐步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在中西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地区，培育壮大若干城市群。下一步重点要发展的城市群有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武汉/长沙/合肥/南昌)等，待发育的区域性城市群有滇中、黔中城市群等。

 　　新型城镇化建设模式的转型

　　新型城镇化建设，除了发展模式的转型，还有建设模式的转型。“摊大饼式”的城镇化扩张模式多年来遭到不少抨击，但是在早期的发展中，这种方式也给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带来一定促进作用。总结来说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旧城区的旧城改造向新城区的新区建设，进行土地的扩张，与此同时，进行产业、技术、资金的转移，然后再顺延转移到第二新区、第三新区。二是旧工业区腾龙换鸟地向新开发区转移，进行产业、技术、资金的转移。这种方式的特点在于土地的平面扩张，城镇整体由核心区、副中心、次中心呈梯级的组成。这对于大型城市早期发展来说有很多好处，但是也存在问题，例如财政窟窿加大，产业化无法跟进，造成诸多“空城”。

　　所以，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模式应由“摊大饼式+产业转移与城市群延伸式”构成，通过工业用地向商业用地的转移，在城市内部进行城市属性的转化，在此过程中进行人口的配置与转移，通过产业、城市职能、人口的转移与转化，以中心城区、郊区(新城)、中心镇(县城)、一般镇形成层级式、立体式的城镇发展结构。配合“摊大饼式”的发展，综合“平面+立体”的优势，以产业外溢配合城市群的延伸，不仅能够减缓“摊大饼”的速度，也是相对科学的新型城镇化手段。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内容与机遇——产城人融合

　　新型城镇化，应以土地为载体，将工业化和人的城镇化完美结合。首先是土地的城镇化，土地被地方政府低价收购以后，进行城镇化转化。其次是工业化的过程，政府将低价收购的土地建成工业用地来吸引投资，进行产业集群化的发展。再次是人的城镇化，政府将低价收购的土地高价出让，转化成商住用地，进而把人口吸引进城，通过工业化促进人口就业，并延伸发展相关的配套产业。

　　(1)新型城镇化是产城融合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离不开产业。改革开放30年成功，即在于中国经济结构性的转变。今后由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的发展，将逐步转变为“新型工业化+现代服务业”带动城镇化建设，发展服务业要从制造业与服务分工开始，逐步迈向现代服务业。在这个过程中，将产生更多机遇，包括原有产业的智慧化改造与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诞生、智慧化运营(管理与服务)平台的搭建、配套文化与休闲的发展、与人相关的服务业的兴盛等，民生将成为智慧产业发展的重点。因此，产城融合是一条必经之路。

　　(2)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

　　在大中型城市中，中国的人均用地面积远远大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达到了52.6%，而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仅有35.3%，也就意味着全国2.5亿农民工和0.75亿城镇间流动人口构成了我国经常性流动人口的大军，而这些人却不能享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另一方面，我国人均耕地不足0.1公顷，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却要养活十多亿人口，GDP每增长1%，对土地占用量就为日本8倍，可见土地负担之重。总体看来，我国人口的城镇化效率较低。因此，我们需要将城市重心从建设转向运营管理，改善贫富差距、保障体系建设、提升就业，同时加强公用服务、安全与环境改善。

　　(3)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创新融资模式

　　中国城镇化建设投融资模式经历了80年代财政拨款-国企投资、90年代银行贷款-国企投资、2000年后土地财政融资-地方政府投资的发展历程。

　　据财政部预测，“十二五”期间城镇化投入约为30万亿元;据麦肯锡预测，“十二五”期间城镇化投入约为74万亿元;据社科院预测，截止2015年城镇化投入约为20万亿元。于此同时，地方政府又面临近20万亿的债务问题。如果按今后年7%的增长速度计算(较为现实)，国家收入与支出明显严重不均衡。由此可见，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与运营资金再完全依赖政府投入已不可能。

　　新型城镇化建设，将有直接融资-民间资本投资、信托产品与融资租赁创新、股权产业投资基金等新的方式参与其中，大大丰富了投融资模式和渠道。并且，将会借鉴国外融资趋势，由土地财政融资体系向税收-金融创新与资本市场的融资体系逐渐过渡。在把握住“财政资金是鼓励，社会资金是主要来源”原则的同时，以多元化的、创新的投融资模式来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

　　(4)新型城镇化带来的热点和机遇

　　未来，新型城镇化将朝着智慧化(信息化+工业化+生态低碳化+人性化)、多元化、合作性、可持续、低风险、传承性的方向建设和发展，其重点是“镇化”而非“城化”，即中小城镇化，重心将从“模式之争”转向“特色之争”。其使命是为产业化服务，创造就业是关键，金融将成为重点被关注领域，如打通融资渠道，防控通货膨胀，防范债务风险等。

　　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还将拉动基建行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云计算、大数据是技术基础，智慧城市将成为物联网最新应用趋势与新兴技术载体。在“以人为本”的发展背景下，投资潜力巨大，服务产业前景可观，智慧民生将成为主要内容。

　　新型城镇化还会带来四大机遇。一是土地制度的变革，将会产生利益再分配;二是城镇体系将由中小城镇和城市群共同构成，进一步扩大发展空间;三是政绩考核制度将更多关注民生、环境、社会保障等，形成多元化考核机制;四是户籍制度改革，将实现机会均等、共享服务。

 　　企业智慧城市战略的探索与实践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内需、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促进经济和社会以及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其中蕴涵着巨大的商机。面对新型城镇化转型与变革的重大趋势与契机，有志于此的企业应顺势而为，适时调整战略方向，合理规划企业战略业务布局，发挥资源优势，应对变革。

　　企业智慧城市战略

　　国家实施新型城镇化的战略定位于“中小型城镇化+区域层级城市群”的建设模式，其内容在于产、城、人的融合，以民间融资为主导，运营智慧城市。基于此，企业应立足于智慧城市发展战略，以“智慧低碳产城融合示范区”的建设与运营为落地与组织实施手段，发展智慧城市(镇)、智慧行业、智慧园区。

　　企业可通过资本市场融资、金融机构融资、基金、风投、自身投融资集团、项目孵化等多元化融资渠道，以研发智慧城市共性运营平台为依托，运用智慧化(信息化+低碳)手段建设/升级/运营园区、产业、研发/教育基地、商业等配套建设改造，提升园区/产业智慧化，实现企业研发基地与项目落地，打造“宜业、宜居、宜商、宜学、宜游”的智慧城市产城融合示范区。

　　(1)规划业务布局方面，企业以新型城镇化改革角度思考与布局城市建设相关业务，即布局产城融合示范区，目的是将产业与城镇化相结合。在产业与行业的城镇化中，企业可做平安城市、消防、智能交通、智慧建筑、节能减排、机器人应用等;在人的城镇化中，可做围绕人的投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如医疗、教育、养老等;另外还可做智慧园区开发与建设、智慧城镇化建设与运营等、智慧园区(城镇)建设与运营的融资、入住企业及项目孵化、上市推广与资本运作等。

　　在技术牵引方面，企业以智慧城市角度思考与布局城市运营相关业务，即布局智慧低碳示范区，通过数字信息化+低碳生态化+共性运营平台、技术、人才、项目孵化及相关服务等城市智慧化运营特色，成立企业研究院进行智慧产业技术战略布局。

　　综上所述，企业可借助智慧城市一揽子整体解决方案的技术与人才领先优势为牵引，开展新型城镇化建设业务，从而将“智慧低碳产城融合示范区”作为企业未来发展的核心业务。

　　(2)模式在技术流层面，企业研究院可从事规划设计、解决方案、可行性研究、落地研究、资源调配、技术孵化等方面的工作，同时，与企业内部业务实体的技术支撑部门形成矩阵式交叉管理，并依托外部技术合作机构的技术辅助，与企业内业务实体互动，进行大规模市场推广与应用。

　　在业务流层面，企业业务部门通过项目投融资、工程设计、产业发展、综合配套、运营服务等服务流程，与研究院互动，通过业务需求拉动应用技术提升，通过业务应用指导基础技术提升。

　　在整个示范区建设运营过程中，业务与技术相互依存、相互联结、相互支持。通过技术牵引实施业务，通过业务应用提升技术。企业应根据不同市场需求、外部环境、战略愿景，对不同业务与技术会根据发展阶段有所侧重。

 　　企业智慧城市建设与运营总体架构雏形的思考

　　纵览古今中外的城市发展，可从中寻找到城市存在的三大必要支——生存繁衍、社会交往和宗教信仰，它们既是城市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人类在城市生活的基本需求。城市发展到现阶段，生存繁衍已逐渐上升为安全和健康需求，社会交往开始强调便捷、高效，而宗教信仰也扩展到教育、文化等领域。

　　智慧城市建设应包括科技和文化两方面内涵，即“科技进步与现代化+和谐宜居与人性化=智慧城市”。智慧城市的建设，正是通过智慧化的手段及道德、法律的约束去综合解决这些问题。人类建设城市的不断演进，也促进了建设手段的不断革新。现阶段，信息化、物联网、可再生能源、低碳等新理念和新兴技术的兴起，将实现智慧化的城市改造。

　　因此，企业要打造智慧低碳城市综合运营管理平台，真正实现城市的安全、便捷、健康、高效、文化五大职能。这不仅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内涵与内容，从产业角度而言，它们还可以转化为若干产业，盘活城市发展。

　　企业建设智慧城市的愿景与思路

　　大城市要建设智慧城市，可谓困难重重，面临着来自经济、土地、人口、环境、资源等多重压力，尤其面临国家条块行政管理体制的束缚，这些都需要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才能破局，绝非是单一企业而能改变的现状。因此企业要从实际出发，将智慧城市的规划建设聚焦到国家、地方各级已批复的产业园或开发区，按照“三产并进、四化同步”的政策导向，秉承“蓝图必将绘于‘白纸’之上”的建设理念，对5至10平方公里具有实际可操作性区域，开展覆盖城市规划、顶层设计、项目融资、基础设施建设、智慧低碳解决方案实施、产业园区发展、综合配套开发、社会化运营服务等全产业链的智慧低碳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

　　企业应以安全、便捷、健康、高效、文化五大职能为建设理念，在传统新城建设的基础上，将智慧、低碳的技术与新城的功能定位完美融合，通过建设五大类智慧系统，引入全新的智慧服务与运营模式，打造“宜业、宜居、宜商、宜学、宜游”的和谐之城。

　　企业建设智慧低碳产城融合示范区的战略构想

　　现阶段，企业可将业务战略布局的核心定位为智慧低碳产业园区建设，在公司建设完善综合服务体系、运营管理体系、安全保障体系的基础上，按“筑巢、引凤、齐鸣”三步骤实现业务战略落地。

　　首先是“筑巢”建设阶段，即以企业自身实力对智慧低碳产城融合示范区进行初创工作，包括建设基础研发基地、人才培训平台、投融资平台、基础设施平台、办公与服务平台等工作，在园区内形成一个智慧产业的核心龙头企业;其次是“引凤”招商阶段，以核心企业为依托进行智慧产业延伸，形成智慧产业集群，此时，重点工作一方面是吸引上下游关联企业的加盟，共同形成产业链，另一方面是完善园区智慧示范子系统的建设工作;最后是“齐鸣”运营阶段，此阶段有两类工作，一是园区共性运营平台的运行，以该平台对园区实现管理和服务，二是园区整体的综合配套建设与服务，最终形成科技、生态、人文等全方位智慧运营的综合性大型园区。

　　就像早期的数字城市建设一样，智慧低碳产城融合示范区也仅是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在取得示范成功后相信我们已经离较为完善的智慧城市又大大的前进了一步。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将朝着信息、生态、文化、和谐、创新、可持续等方面更智慧地迈进，这无疑将为步入该领域的企业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执大象，天下往。”而今，正值国家发展新型城镇化之际，我们要紧握智慧低碳城市建设之道，利用市场优势、优秀的合作团队和丰富的经验，借此“天时、地利、人和”，实现“智慧低碳、产城融合”的美好愿景，圆“安、平、泰”之梦。

　　【本文作者：CSST首席战略官兼高级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