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PS对党政主要负责人24小时跟踪定位,与其说是对干部进行监督,还不如说是对干部在进行监控。“监督”与“监控”,一字之差,隐含的意味 却十分深长。其间,对于干部的信任,是不容回避的问题。不可否认,有限的信任是现代管理的基本原则,推而广之,对干部的管理理应如此。全面的监控,很容易让人产生把干部放在对立面上的感觉,是绝对的不信任。
抛开是否侵犯干部隐私不谈,单凭“8小时之外”起码还有干涉自由的味道,作为一种监督手段确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而这样的举措之所以受到普通群众的欢迎,恐怕是对干部作风积弊之下,“矫枉过正”的一种期望,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干部管理制度约束乏力,转而对高科技技术的依赖,不能不说是一种尴尬。
即便如此,单纯的技术监控并不足以解决监督的难题。GPS定位手机能够提供位置所在的,也仅仅是只“手机而已”,对于持有的干部而言,在正常的 位置并不一定意味着未违规,而在非正常的位置也不一定意味着就违规,往往仅凭定位的信息会给甄别带来不小的难度。加之过多的制度设计本身也掉进了“钱穆陷 阱”,能不能够严格执行也是一个难题。比如报道中,记者随机抽取13位持机者进行定位,发现对8人的定位失败。过高定位失败的比例,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技术因素的范围,显示出制度层面上的问题。
用GPS监控干部,与其说是让干部保持对制度的敬畏,不如说是产生对技术的恐惧。加强干部监督管理,核心还是要让干部保持对制度的敬畏感与震慑力,一是要拓宽监督的渠道,形成多元监督格局,方便发现问题;二是要严肃纪律,及时查处问题。
建议 不如让公众监督
对领导干部实施精细化管理的思路,值得认可。但是每年增加170万元财政支出,只为监控领导干部的行踪,而该行踪,很多时候还可以打马虎眼。这种高成本、低回报的监督模式,带有多少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值得商榷。
有效监督官员生活圈,对于预防和惩治腐败,善莫大焉。但这种监督机制和体制的实施主体,应该是全体公众,而不能仅靠纪委、监察等有关部门。实际 上,近年来,中央关于规范和监督基层官员生活圈的党纪政令接二连三,但遗憾的是,很多到最后都沦为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一纸空文。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监督体系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没有完全置放在阳光底下,接受来自民间的质疑和批评。
具体到酉阳县GPS手机监督,每位官员行踪一目了然,这仅是对组织负责,而不是对公众负责。此外,在现实运行中,由于很多官员反对,视频监控内容被取消,只能根据信号进行方位测定。这样,就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监督功能。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有官员在公款吃喝,当有关部门通过GPS锁定其大致方 位时,再电话对其进行询问,而官员完全可以迅速撤离酒桌,到外面以各种理由、轻而易举搪塞过去。如此一来,GPS手机一年上百万元的费用,就打了水漂,这 无疑是公共财政管理和使用的一种失职、渎职。
官员生活在民间,其8小时之外在干啥,公众最有发现力,也最有发言权。只要赋予并保护好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就是最有效、最经济、最科学的GPS。(丛晓波)
提醒 别成为选择性监督
这里面隐约存在“控制”与“监视”的问题,因为,权力的监督是单向的,是自上而下的,并不是双向,自下而上却不能监督。我们看到,该县的书记与县长在跟踪监督之外。
上级权力可以监督下级权力,下级权力却不能监督上级权力,这就不可避免可能出现“选择性监督”的问题:所有的下级都必须听我的话,否则将利用这 种监控到的隐私来对他们进行打击;或者,对于听自己话的干部监控就放松,对于不听从自己话的干部,则监控从严,如此,手机监控完全可能成为官场上排除异己的工具。当然,更可怕的是,如果今天,领导可以随心所欲地监视干部,明天也可能随心所欲地监视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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