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酉阳采用GPS监控官员引发热议

　　党政主要领导干部8小时外的生活如何监管?据《重庆晚报》报道，重庆酉阳的做法是，给239名各单位主要负责人每人发放一部具有GPS定位功能 的3G手机，要求他们24小时开机，接受跟踪监督，购机费和通话费按相关规定由县财政统一支付。据酉阳县县纪委副书记母勇介绍，一部手机按3000元计， 再加上一年的通话费，共需财政支付170万元左右。

　　酉阳“别出心裁”的监督措施引发热议：支持者认为，官员作为社会的特殊群体，对之进行全天候“跟踪”不为过;质疑者则认为，官员也应有自由和隐私，此举实属矫枉过正。

　　支持　干部难造假不妨一试

　　腐败多发生在“八小时之外”，如果没人举报纪检部门很难发现。因此用GPS监控，随时抽查干部行踪，虽然有打击面过大之嫌，但作为对干部有效监管措施的探索不妨一试。

　　首先，干部很难说假话。如果没有定位跟踪，对于何时在何地的追问，干部们可以轻易编造个事由搪塞。由于查无实据，监督部门很难查实追究。有了通过GPS跟踪，是否说假话，一看便知。即使仍有说假话的可能，造假的干部也首先要自圆其说，给出个能够服人的理由。如此，确实可有效防止领导干部去不该去的地方，比如赌场或娱乐场所等，还能及时发现和有效控制干部“假外出”的现象，借助外力监督，干部也会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

　　其次，监督部门再难言鞭长莫及，无法监督。对于监督不力的指责，监督部门常常列举若干理由证明自己鞭长莫及，比如不能跟踪人家、人手有限等等。现在，有了GPS辅助，如果还是不能及时发现问题干部，恐怕难以交差。这实际上也是对监督部门工作是否到位的有效监督。

　　第三，限制虽严，但未侵犯隐私。GPS跟踪的最大争议在于是否侵犯隐私。对此，重庆国生律师事务所律师李玉盛的分析，给我们吃了颗“定心丸”。 他认为，政府采取GPS定位来管理党政干部，这种做法让他们的休息权和自由支配权等受到限制，“但还谈不上隐私权遭侵犯。”其出发点和动机是好的，只要跟 踪锁定的信息不用于商业行为，就不是侵犯隐私的问题。

　　反对　对好官的羞辱

　　在GPS监视之下，官员们都变成了“透明人”，身上被剥除得“一丝不挂”，已经在各种场合“裸奔”了一年。问题是，将监督升级为监视，将官员的隐私拿到阳光下曝晒，公权也是否已经逾越了道德和法律的边界?

　　不可否认，官员中确实存在不作为、乱作为及违法乱纪者，有的在工作岗位上出勤不出力，有的办事拖沓推诿、简单粗暴;更有甚者，利用职务之便吃拿 卡要，热衷于公款消费，频频出入公共娱乐场所寻欢作乐。但是，这类官员毕竟是少数，影响不了整个干部队伍的战斗力。就因为个别官员不作为或违法乱纪，便给所有的官员配备GPS定位手机，把所有的官员都当可疑对象去“盯防”，无疑又陷入了“宁可盯错三千，也不放走一个”的泥淖。由此，势必会引发诸多“后遗 症”。

　　从经济层面上讲，在地方财政普遍捉襟见肘的窘境之下，却花一大笔钱去给每位官员配备GPS定位手机，没有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实在是一种极大的浪费。从诚信的角度上看，用GPS去监视官员的行为，表明了地方政府对本地的官员极不信任，也是对官员诚信的一种怀疑和羞辱。试想，官员身上背负着失信的“十字架”，还能安心工作吗?从权益方面分析，用GPS去监视官员的去向，官员的私密空间也暴露无遗，毫无隐私可言。可见，此举是对官员隐私权的恶意 侵犯。

　　综上所述，用GPS监视官员行踪，弊大于利，不可取，还请重庆酉阳立即废止这一做法，别再让官员在GPS监视下“裸奔”。而在笔者看来，监督官员行为，尚需相关制度执行有力。(汪昌莲)

 
　　评判　靠技术监督太尴尬

　　用GPS对党政主要负责人24小时跟踪定位，与其说是对干部进行监督，还不如说是对干部在进行监控。“监督”与“监控”，一字之差，隐含的意味 却十分深长。其间，对于干部的信任，是不容回避的问题。不可否认，有限的信任是现代管理的基本原则，推而广之，对干部的管理理应如此。全面的监控，很容易让人产生把干部放在对立面上的感觉，是绝对的不信任。

　　抛开是否侵犯干部隐私不谈，单凭“8小时之外”起码还有干涉自由的味道，作为一种监督手段确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而这样的举措之所以受到普通群众的欢迎，恐怕是对干部作风积弊之下，“矫枉过正”的一种期望，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干部管理制度约束乏力，转而对高科技技术的依赖，不能不说是一种尴尬。

　　即便如此，单纯的技术监控并不足以解决监督的难题。GPS定位手机能够提供位置所在的，也仅仅是只“手机而已”，对于持有的干部而言，在正常的 位置并不一定意味着未违规，而在非正常的位置也不一定意味着就违规，往往仅凭定位的信息会给甄别带来不小的难度。加之过多的制度设计本身也掉进了“钱穆陷 阱”，能不能够严格执行也是一个难题。比如报道中，记者随机抽取13位持机者进行定位，发现对8人的定位失败。过高定位失败的比例，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技术因素的范围，显示出制度层面上的问题。

　　用GPS监控干部，与其说是让干部保持对制度的敬畏，不如说是产生对技术的恐惧。加强干部监督管理，核心还是要让干部保持对制度的敬畏感与震慑力，一是要拓宽监督的渠道，形成多元监督格局，方便发现问题;二是要严肃纪律，及时查处问题。

　　建议　不如让公众监督

　　对领导干部实施精细化管理的思路，值得认可。但是每年增加170万元财政支出，只为监控领导干部的行踪，而该行踪，很多时候还可以打马虎眼。这种高成本、低回报的监督模式，带有多少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值得商榷。

　　有效监督官员生活圈，对于预防和惩治腐败，善莫大焉。但这种监督机制和体制的实施主体，应该是全体公众，而不能仅靠纪委、监察等有关部门。实际 上，近年来，中央关于规范和监督基层官员生活圈的党纪政令接二连三，但遗憾的是，很多到最后都沦为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一纸空文。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监督体系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没有完全置放在阳光底下，接受来自民间的质疑和批评。

　　具体到酉阳县GPS手机监督，每位官员行踪一目了然，这仅是对组织负责，而不是对公众负责。此外，在现实运行中，由于很多官员反对，视频监控内容被取消，只能根据信号进行方位测定。这样，就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监督功能。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有官员在公款吃喝，当有关部门通过GPS锁定其大致方 位时，再电话对其进行询问，而官员完全可以迅速撤离酒桌，到外面以各种理由、轻而易举搪塞过去。如此一来，GPS手机一年上百万元的费用，就打了水漂，这 无疑是公共财政管理和使用的一种失职、渎职。

　　官员生活在民间，其8小时之外在干啥，公众最有发现力，也最有发言权。只要赋予并保护好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就是最有效、最经济、最科学的GPS。(丛晓波)

　　提醒　别成为选择性监督

　　这里面隐约存在“控制”与“监视”的问题，因为，权力的监督是单向的，是自上而下的，并不是双向，自下而上却不能监督。我们看到，该县的书记与县长在跟踪监督之外。

　　上级权力可以监督下级权力，下级权力却不能监督上级权力，这就不可避免可能出现“选择性监督”的问题：所有的下级都必须听我的话，否则将利用这 种监控到的隐私来对他们进行打击;或者，对于听自己话的干部监控就放松，对于不听从自己话的干部，则监控从严，如此，手机监控完全可能成为官场上排除异己的工具。当然，更可怕的是，如果今天，领导可以随心所欲地监视干部，明天也可能随心所欲地监视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