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校园安全问题不在于立法而在于落实

　　关于社会整体的极端犯罪防控网的建立——

　　与其说是立法缺失，不如说是基层失职，社会整体的极端犯罪防控网没有建立。这是一个社会综合治理层面的事情，追根溯源，是法律运作阶段问题，不是立法问题。

　　校园安全问题是国际社会普遍问题，不是偶发的，完全不发生也是不可能的。切实可操作的工作是，采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办法，发动社会相关部门来参加和控制此类事件少发生。要发挥公安、教育行政、街道居委会等基层社会管理部门的基层防控网的联合作用，力求防患于未然。

　　政府应当主动承担教化民众的责任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MPA定量分析首席教授杨健：

　　校园血案频发背后的政府问责——

　　从社会学角度讲，因为有人采取这一行动，实施者源于获得某种暗示，一个政府主要负责的是企业或社会无法承担的事情，如果把所有责任都归属政府，就转向了另一个问题。

　　从传统的教化职能看，政府应当花更多时间来主动承担教化民众的责任，政府有责任来推动社会稳定。

　　出现这类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我们对这类人关心不够，但更多是反映了社会信仰危机，政府要向服务型社会转变。

　　另一方面，政府应变处理公共危机能力太弱，第一个案子：福建南平校园血案发生后，就应该马上在所有校园里行动起来，所有学校都应该警觉起来。这种“动”不是声势浩大的全面动员、警察遍布校园，而是“外松内紧”，在内部加强防范，比如说统一校车接运，校园保安第一时间防控，这样在表面上不致引起恐慌，反而内部应该紧张起来。

　　评价校园安全制度的建立——

　　学校门口部署警察并不是根本解决校园血案得以减缓问题的办法。

　　我反对制定新的《校园安全法》，应该是教育部门建立相关安全条例规定，就是在审批学校的时候，将健全的保安措施作为衡量软硬件标准之一来审查，比如说校舍安全、学生自我防范的培养等，如果学校缺失应该有处罚条例。这样才能让校方不敢掉以轻心，只要出了事情，校长应当是第一责任人，因为他负有监护监管的职责。

　　同时，学校不应设立在人流较混杂过于繁华地段，家长也不应扎堆开车去接孩子，适当推行建立校车制度，减少危险发生，保障学生安全。

　　基层和谐 杜绝之本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副理事长乐国安：

　　挫折心理背景下的违法行为——

　　我认为，校园血案并不是频发，而是个案。

　　社会心理学有个理论叫做挫折攻击理论或叫做挫折侵犯，一个人受了挫折，有可能寻求一种方式来平衡挫折感，这个方式就可能对外界侵犯，叫做“替罪羊”理论。

　　攻击人可能受到挫折，这挫折是他自己认为的挫折，问题来了，并不是任何受到挫折的人都去校园袭击弱势儿童，应该找个人原因，在个性特点上有些人具有偏执性格等特征。

　　基层和谐，变守为进——

　　发生惨案的最根本原因，是在社会转型矛盾纠纷集中的今天，部分社会底层人物生活得不到满足。社会贫富悬殊，社会分配制度不公，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长期性的。应该强调社会的公平，尽可能减少挫折感。幸福感增强了，挫折感就会减少。政府应该建立开心的环境，从具体的每个单位去做。每个单位领导应该创造和谐环境，关注弱势职工，避免矛盾激化，要学会互相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