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安保直达神经末梢

　　世博安保直达神经末梢

　　浙江光是购置“秘密武器”费用就达1亿多元。如宁波特警花几百万元买了搜爆装备，还特别引进液体探测仪；杭州警方则添置了排爆机器人和新型排爆服等。

　　浙江平湖新仓，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因为与上海金山相邻，如今“安保”成了当地的头等大事。

　　新仓的很多住户都在上海工作，每天往返于两地的上下班人员，在通过哪怕是几个无名道口的时候，也都被要求佩戴胸牌，上面标明个人姓名、家庭住址、所在单位且必须带照片。

　　一切为了世博。

　　世博安保已经触动了上海乃至长三角最末梢的神经。源自北京的建国60周年大庆前的“连蚊子飞过也要打下来”的安保模式，在上海及周边地区再次发扬光大。

　　防线最内层是世博核心区域，往外是整个上海市区和江浙两地，再延伸至安徽、江西、湖北、山东、福建、河南等外围省市。八省环沪“护城河”工程跨地上千公里，各地相关部门誓师：“确保世博会万无一失。”

　　江浙两省共有38个三级以上道口，97个陆路无名道口，以及115个水路支流河口可出入上海，如今这些出入口一下子都从数字变成了监控“要塞”，而各种严格的防控措施也已在护城河省份全面实施。

　　就世博安保，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张家栋告诉《望东方周刊》，“安全问题是个‘黑匣子’，你永远不能确定投入多少是合理的。”

　　城内，“地毯式”安保全覆盖

　　世博会持续时间长、场馆分散、人员众多，“它的安保难度（较奥运）可能更大。”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张学兵说。早在筹备期间，上海市公安局光安保政策规范就制定了多达76项，涉及各安保领域的分方案则有90多个。

　　2009年，上海公安机关组织开展了持续一年的“迎世博、保平安”打击整治攻坚战，截至去年底全上海报警类案件接报数同比下降了12.5%。

　　3月29日，上海市公安局规定了参观世博园禁带的22类物品，并对菜刀、大型水果刀等实行定点销售、凭身份证件购买，购买剧毒农药、灭鼠药要实名制登记。

 　　按照规定，目前在上海邮寄物品，即使对信件，必要时邮政企业也可以要求用户开拆，检查其夹寄的其他物品；对除信件以外的邮件、快件，寄递企业要当面验视内件。

　　上海有420公里的地铁里程，282座轨道车站均设置了安检点，共配备6000多名安检员。“按照规定地铁不能带动物，但是当我给安保看了是个兔子，不是狗，他就放我过去了。”兼做世博志愿者的大学生小李告诉本刊记者，安检员有时也会变通。

　　走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几乎每隔几十米就可以看见身穿橘红色马甲，佩戴红袖标的“平安志愿者”在站岗或巡逻。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总人数达80万。

　　上海一名公务员告诉本刊记者，他们也被要求在某个时间去街上维持秩序，并被其领导告知：“世博安全重于你现在手头的工作。”

　　为了做到“全覆盖”，上海街道辖区的所有单位和党组织，也要共同参与世博安保。这种“全民总动员”，之前只有“非典”时期有过。

　　《成都商报》记者罗道海告诉本刊记者，世博会期间他租住在世博园附近的一个小区，每日进出，守在小区门口戴着红袖章的居委会大妈，都会瞪大眼珠进行盘查，有时候他忘记携带居委会颁发的《世博周边社区通行证》，大妈会“尾随”他上楼去拿。

　　对此，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教授于海说，在我们国家，即使是法律法规有时候也要为特定的国家事件让步；“不扰民”作为一个基本要求却很难真正落实。“我们的各级官员还是习惯于一种实用主义做法---用行政系统指挥命令取代法律规定。”

　　城外，安保线绵延千里

　　按照旅游部门预计，世博会期间，约有35%的世博游客会到周边的长三角城市旅游。世博开幕前，毗邻上海的昆山花桥收费站在其右侧建立了上千平方米的公安检查站，分大客车、小客车、人行通道、货车一共8个通道。

　　浙江平湖的泖口村，这个与上海郊区一桥之隔的村子也因为世博悄悄起了变化。身穿迷彩服、戴着红袖章的治安义务巡逻员成为村中一景，他们中有60岁的老人，也有20岁的姑娘。当被问到具体要巡逻检查些什么，一位老年巡逻员笑说：“反正是走来走去看看。”

　　在江苏，从去年底开始，所有住宿宾馆的客人必须实行身份证登记，否则就需要到派出所进行身份核实并接受“教育”。即使到宾馆看望住宿的朋友，也要出示身份证登记才能进去。

　　6月20日，前往苏州旅游的郭燕和丈夫就因为其中一人没有带身份证，被苏州观前街某经济型酒店拒之门外。尽管郭燕出示了自己的护照和驾驶证，但酒店仍要求其去派出所核实身份。

　　“护照只适用于外宾，酒店无法确认护照的真假。”宾馆服务员和当地派出所的值班民警这样回复郭燕。刚从澳大利亚回国而身份证留在老家的李丽同样因为只有护照，在南京住宿时被要求去公安局核实身份。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卢汉龙对这样的做法表示理解，“大型活动确实有许多不可知因素，中国安保工作的经验并不丰富，所谓以防万一，就是不能让那个‘万一’发生。”

　　谁来计算合理的成本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最近，上海多个道口加强了行人和非机动车的检查。因为自4月15日世博安保启动以来，一些车辆为逃避车上乘客身份核查以节省时间，让乘客提前下车步行过站，只留下司机开空车接受安检后再上车。为避免安保漏洞，5月中旬开始，上海青浦警方在白鹤等3个道口，增设非机动车道检查岗位，对进沪的所有非机动车和行人进行安检。

　　在世博园区安检过程中，虽然规定不能带水和其他液体进入，但仍有人在包里偷偷带了饮料进去，这让许多人质疑那些看似十分严格的安检设备和措施。

　　世博场馆的入口安检平均每人要用半分钟左右，参观者人数众多，拥挤异常。现在又有人采取了一些“变通”措施，通过某些酒店直接放人进园。

　　而这些“群防群治”政策下发展而来的安保人员基本都是仓促上岗。在上海延安西路地铁站监督辅助安检的一位平安志愿者告诉本刊记者，在上岗之前，他接受了“一天培训”。

　　“安保的社会成本似乎过高了”，卢汉龙指出。南京市为世博安保安装了14万多台摄像头。浙江在世博安保上现已投入2亿多元，光是购置“秘密武器”费用就达1亿多元。宁波特警花几百万元买了搜爆装备，还特别引进液体探测仪；杭州警方则添置了排爆机器人和新型排爆服等。

　　“80多万的平安志愿者也存在商业化的现象，街道会给他们发放一定的津贴---按小时来计算，这也是很大的一笔财政成本。”卢汉龙说。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认为，中国目前是“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城乡分野很明晰，由于下层群体过大，而且下层与其他群体之间是一种两极式的连接方式，导致社会群体之间以至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状态，这种紧张状态让安保形势更为严峻。

　　李强认为，不光是维稳成本，多种成本---比如环境成本---都是很高的。“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什么可以算是合理代价？这是中国目前要思考的。”